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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作华最新娱乐体验_邹作华主要成就(2024年11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亚心网络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26

邹作华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在巨流河被奉军击败后，带着卫队出走。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给张学良打电话说：“已下令官兵放心武器，请军团长放心。” 清晨，见大势已去的郭松龄，带着妻子韩淑秀、幕僚饶汉祥、林长民等人，在卫队营的护卫下离开巨流河前线。郭松龄走后，邹作华以参谋长的身份，下令全线停火，并给张学良、张作霖分别打去电话。为了让郭军官兵尽快放下武器，在前线的奉军副总指挥张作相来到了郭军的指挥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张作相对众军官说：“老帅让我来传话，说你们以前都是第三军团的，受了郭鬼子的蒙蔽，才有了这次刀兵相见。如今郭鬼子已逃走，一切责任应由他负，死去的弟兄们已无法挽救，活着的人，绝对不会为难的。你们把部队收容好，明天张军团长（张学良）会来点检的。” 军官们听后，都松了口气，各自回去收拢部队，准备接受改编，重新加入奉军。张作相的参谋处长王之佑在和邹作华闲聊时问：“你看老郭这次能走远吗？” 邹作华说：“他如果骑马的话，机会倒是不小。可是韩淑秀、饶汉祥、林长民这几个都不会骑马，听说老郭找了几辆大车，拉着一块走的，这样一来，速度可就慢下来了。” 王之佑：“老郭逃的方向，正是吴督办（吴俊升）骑兵部队的活动区域，我看是走不脱了。” 第二天一大早，张学良来到新民车站和张作相会面，两人短暂讨论后决定：所有郭军官兵，依旧编入第三军团，由张学良指挥。鉴于奉军火炮短缺，郭军的炮兵调去奉天，整编后另行分配。随后，张学良留下负责招抚郭部官兵，张作相乘火车去奉天向张作霖汇报。临走时，张学良再三叮嘱张作相，一定要在张作霖面前替郭部官兵说话，不要再搞牵连。张作相到奉天后，得知郭松龄已被枪杀，吃惊的说：“不是说不能杀，可是处理的这么快，实在是不妥。” 郭松龄是在逃走的当天下午，就被抓住的。本来，郭松龄一行打算往锦州方向跑，可到处都是奉军的骑兵，不得已只得转向营口方向。途中，郭松龄一行遭遇一队奉军骑兵，混战中，卫队营逃散，幕僚林长民被打死，饶汉祥带伤逃走。郭松龄夫妇逃入一个村子的菜窖中躲藏，但很快被奉军穆春的骑兵师搜寻后抓住。穆春不敢擅自处理郭松龄，给张作霖打去电话说：“大帅，我把郭松龄两口子给抓住了。” 张作霖说：“这么快就抓到了？不会是你的手下胡乱报的功劳吧？” 穆春说：“大帅，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人被王永清带人抓住后，我就马上去验明身份了。” 张作霖说：“干的不错，我重重有赏，人的话我不要活的。” 穆春吃惊的问：“人就地解决吗？” 张作霖说：“让我想一下，你等一会。” 过了一会，张作霖给穆春打来电话说：“人你看管着，我明天派帅府的高金山过来把人提走。过两天你到奉天找我，给你二十万大洋的奖赏。” 第二天上午，帅府的副官高金山，携带电台及报务员，带着一排卫兵，分乘汽车来到了郭松龄的关押处老达房。穆春问高金书：“老帅让你把人带去奉天吗？” 高金山说：“昨夜老帅还是这个意思，今早出发时，却突然变卦，让我就地枪决，听说是杨参议（杨宇霆）进言说夜长梦多，万一路上被人劫走就不好了。” 穆春说：“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劫走？” 高金山说：“老帅本就对郭松龄有杀心，杨参议添把火，人自然是留不住了。” 穆春问：“在哪里执行？” 穆春不愿和郭松龄之死牵连上，毕竟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在奉系中是人尽皆知的。高金山看出了穆春的心思，说：“我把人带到辽河岸边处决就行了，和你无关。” 上午十点多，郭松龄、韩淑秀夫妇，被高金山带人押到距离老达房数里外的辽河岸边枪杀。按照张作霖的指示，高金山将首级带回奉天，尸体在就地暴尸三日，任人观看。张学良得知消息后，给高金山发去电报，让把郭松龄押到他这里来。高金山回电，称已将人就地枪决。张学良气得跺脚说：“怎么就慢了一步啊。” 郭松龄已死，跟着他起兵的那些亲信部署如何处理？张作霖难下决心，便召集奉系骨干开会讨论。张作相在会上说：“既然主谋已死，其他人不予追究最好。” 张作相的建议，招致一致的反对。态度最激烈的吴俊升主张把团以上军官，一个不留的杀掉，张作相反驳说：“都杀了，不怕好不容易收编的几万人再次倒戈吗？” 吴俊升说：“怕什么，正愁找不到由头对付，谁敢再造反，就地消灭。” 张作相说：“这次我们元气大伤，不能再内斗了。” 吴俊升不满的嚷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总是要杀一批的吧。” 张作相见参会者都倾向于“杀”，边哭边对张作霖说：“若要再杀人，第一个先把我给杀了。”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在张作相的苦苦相劝下，张作霖点头同意，让张学良、张作相负责善后事宜。张作霖尽管赦免了郭部所有官兵，但心中怨气难消，恨恨不休地骂了一通已死的郭松龄。郭松龄反奉，虽最终失败，但对张作霖造成的阴影很大，也是奉系由盛转衰的开始。

第一批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6个人 1、张学良——辽宁台安人，东北军首领，陆军一级上将，因中东铁路事件的坚决抗争，于1930年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曾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统一战线，后病逝于美国檀香山，享年101年 2、王树常——辽宁沈阳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参与中东铁路事件，陆军二级上将，后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3、胡毓坤——辽宁海城人，东北军将领，曾参与中东铁路事件、跟随东北军入关、“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后投敌叛国，1946年被处决，终年52岁 4、于学忠——山东蓬莱人，抗日将领，陆军二级上将，曾参与中东铁路事件，后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5、邹作华——吉林永吉人，陆军二级上将，东北军炮军高级将领，曾参与中东铁路事件，后病逝于台北，享年80岁 6、沈鸿烈——湖北天门人，海军上将，东北军海军高级将领，曾参与中东铁路事件，后病逝于台湾，终年88岁

1925年12月25日，张作霖的卫队长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辽河边，郭松龄指着胸膛说：“向这里打，给个痛快。” 三天前，郭松龄指挥四万余众，与巨流河对岸由张学良指挥的五万多奉军展开激战。张学良指挥三旅人马防守中路，左翼、右翼由吴俊升、张作相分别指挥。战斗一打响，郭松龄就犯了大错，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中路。郭军官兵原本都是张学良的部下，一听“少帅”就在对面，战斗意愿显得很差。郭军参谋长兼炮兵指挥官邹作华暗中让手下将大部分炮弹的引信取掉，导致郭军的大炮看起来不停的发炮，但打过去的炮兵很少爆炸。郭军最大的火力优势就是炮兵，但在邹作华的操作下，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趁着郭松龄的注意力在中路，吴俊升、张作相的部队在左、右两翼发起进攻，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击溃郭军一个旅，缴械一个旅。郭松龄一向轻视骑兵，因此郭军并无有力的骑兵部队。吴俊升的左翼主力，是万福麟、穆春的两个骑兵时，给郭军造成了很大麻烦。万福麟师有个叫谭自新的骑兵连长，当吴俊升让万福麟派兵去奇袭白旗堡（郭军存放粮秣弹药的基地）时，他主动请缨愿率敢死队前往。谭自新率一百多骑兵，突然杀入白旗堡，里面的几百郭军一触即溃，谭自新趁机带着手下点火。白旗堡陷入一片火海，爆炸声持续不断，几十里外都可以听见、看见。前线的郭军见后方基地被端，军心惶惶无心再战。紧接着，吴俊升亲自指挥骑兵穿插迂回的郭军后方，沿着新民一线包抄攻击。前路攻击无果，后路又被截断，郭军已无取胜可能。郭松龄在23日夜，召集主要将领开会，大家意见不一，最后决定在24日拂晓，进行最后的总攻击。拂晓时分，郭松龄亲立阵头督师，但前线官兵并不买账，纷纷溃逃。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将部队指挥权交给军长刘伟后，带着妻子韩淑秀、幕僚饶汉祥、林长民等人，在一营卫队的保护下逃离。郭松龄刚走，邹作华就马上给张学良打电话，说：“郭茂宸已出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刘伟在邹作华的劝说下，召集旅长以上军官开会，说：“咱们吃老张家的，不能再打老张家了，让弟兄们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吧。” 有军官担心被秋后算账，邹作华说：“我已经和张军团长通了电话，他向我保证，除了郭松龄一人之外，其余人全不追究。” 众人听后放下心来，各自回去通知所部官兵，就地接受张学良的改编，重新加入奉军。郭松龄在逃跑途中，和奉军骑兵遭遇，卫队营被击溃，林长民死于乱枪之战，郭松龄夫妇躲进了附近老达房的一户农家的菜窖中。穆春师的骑兵旅长王永清带人搜查时，在路边发现一辆遗弃的大车，检查时搜到了郭松龄的名片。王永清估计郭松龄弃车逃跑，走不了多远，应该就藏在附近，将手下撒出去，在附近村庄搜捕。王永清带着一队士兵来到一个村庄时，一个老头跑来说：“我看见一男一女下了一个菜窖，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王永清派人跟着老头来到菜窖，带头军官大声问道：“里面有没有人，不出来的话，就用枪扫射了。” 郭松龄见躲不下去了，带着韩淑秀走了出来。在军官行礼时，郭松龄将随身的手枪递了过去，说：“这枪不错的，我也用不了了，就送给你吧。” 见到王永清后，郭松龄显得有些尴尬，说：“就当是来了一次实弹演习。” 穆春得知郭松龄被抓后，赶来确认是郭松龄后，用电话向奉天的张作霖报告。张作霖显得很高兴，说：“干的不错，五十万的奖赏一份不会少，完了你派人到奉天来取。” 穆春说：“人怎么处理？” 张作霖说：“就地打死就行了，我可不要活的。” 穆春电话挂了没多久，张作霖又打来说：“人应该还没枪毙把，把人送到奉天来。千万不要让跑了，不行就把腿给废了。” 穆春说：“大帅，这么多人看着，他跑不了。腿就不废了吧，毕竟也跟了你多年。” 张作霖说：“要是跑了怎么办？” 穆春说：“人要是丢了，大帅处理我就是了。” 张作霖说：“好吧，你暂且把人关着，我明天派高金山来提。” 25日一大早，帅府的卫队长高金山，带着一队卫兵，分乘六辆汽车来到了老达房。郭松龄见高金山来了，便提出给张学良写一封信。高金山说：“写可以，但耗的时间不能太久。” 郭松龄写了几行后，一旁的韩淑秀哭出声来，郭松龄的情绪受到感染，顿笔再也写不下去了。当高金山进来催促，郭松龄把笔放下，叹气说：“也罢，不写了。” 韩淑秀说：“只要能见到汉卿，一切都不成问题。” 郭松龄听后，低头不语。随后，高金山和手下押着郭松龄夫妇往奉天方向行驶。走了一段路后，高金山下令停车，让卫兵将郭松龄夫妇带到辽河边。郭松龄知道大限已到，对高金山说：“这个地方也不错，给我们夫妻个痛快。” 几声枪响后，郭松龄夫妇倒地身亡。张作霖指令高金山，将郭松龄的首级首级带回奉天，尸体曝尸三日。张学良得知郭松龄被抓后，想要让高金山把人送到他的司令部来，不想电报还未拟好，郭松龄已被枪决。张学良气得直跺脚，不住的说：“晚了一步，晚了一步啊。”

1931年，为解决兴安岭地区科尔沁一带的土匪问题，关玉衡和王璞山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将编余的炮兵部队调至土匪猖獗区域进行屯垦。这一计划不仅能够解决兵粮问题，还能趁机清剿土匪，维护地方治安。他们的方案得到了邹作华的认可，并进一步上报给了张学良。少帅张学良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拨款400万元作为屯垦经费，同时指示用其中的30万元去蒙古大公里购买荒地，而非抢夺。然而，这一计划引起了日本的关注。日本早已对东北虎视眈眈，看到东北军欲军垦戍边，岂能坐视？于是，日本开始暗中挑唆、煽动，并怂恿汉奸张海鹏等人从中作梗。但关玉衡等人通过耐心的工作，成功说服了大部分蒙古王公，购买到了荒地，形成了大片的军垦区域。为了确保军垦计划的顺利推行，1931年初，关玉衡被调任为炮兵第三团团长，并兼任东北兴安军垦公署军务处长。他上任后，为了防止日本人捣乱，制定了一套明文规定，包括谢绝外国人参观游历等。然而，就在该年5月25日，炮三团第三连的连长宁文龙在巡逻时，抓获了4名日本间谍。这些间谍身上携带了大量的文件，包括军用地图、笔记本、报告书、表册等，涉及了兴安区的详细情况。关玉衡等人对这些间谍进行了审讯，但其中一名间谍中村震太郎态度嚣张，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在审讯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处理意见：秘密处死、路上伏杀和公开审讯处决。最终，大家决定公开审讯处决，但中村震太郎在审讯过程中耍横，导致审讯无法顺利进行，最终被秘密枪决。关玉衡将获取的物证资料上报给了张学良，但此事并未得到回复。然而，对于日本而言，此事并未结束。到了8月份，日本人发现派出去的间谍还没回来，于是驻沈阳的领事林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抗议，说他们的日本人在东北走丢了。这实际上是日本人在试探东北方面的口风和态度。东北长官公署回复“并无其人”，但日本记者却获取了一些中村震太郎的消息，并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说中村震太郎因携带鸦片被土匪杀害，后来又说是被炮3团团长关玉衡的手下为抢劫鸦片而杀掉。日本特务机关的头子土肥原贤二也亲自到兴安区去“视察”，但被关玉衡严阵以待，最终灰头土脸地回去。土肥原贤二回来后，诬陷关玉衡的军队哗变。这让荣臻略有担忧，但关玉衡不愿承受不白之冤，要求去沈阳与日本人对簿公堂。在荣臻的秘密安排下，关玉衡悄悄来到沈阳，并住进了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之家。双方进行了口斗和证据的排布，最终日本方面基本承认了自己的间谍活动。然而，此事却引发了更大的事端。先是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军与日军发生小摩擦和冲突，随后双方摩擦不断。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军更加肆无忌惮。1931年9月18日，日军两路进军，攻占了沈阳和长春，“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关玉衡趁乱化妆逃出城，来到北平。他深知日本侵华之心早已有之，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只是一个诱因。关玉衡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家人遭到了日军的残酷报复。但他并未屈服，而是继续抗日。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事业，并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来，他还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5年，68岁的关玉衡病逝。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三天前，郭松龄在天津召集亲信刘伟、范浦江、霁云等人密会，表达了对张作霖、杨宇霆等人的不满。感觉不对劲的张学良，也到天津来找郭松龄，说他若心中有不快，可以去奉天当面向张作霖诉说。张学良还保证会和郭松龄同去，到时候会极力斡旋。郭松龄的情绪很激动，拒绝了张学良的建议。张学良不知道的是，这时的郭松龄，已经私下和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奉军直隶军务督办兼第一军团军团长李景林按照订立了反奉“三角联盟”。张学良是奉军第三军团军团长，郭松龄以副手的身份，平日代为主持军务。如果张学良手段强硬，是可以在天津将郭松龄抓捕或软禁的，但他和郭松龄感情很深，加之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劝说无果后，就径直离开了。张学良走后，担心夜长梦多的郭松龄决定马上起兵，一面火速赶往滦州，一面以“张学良军团长”的名义，通知第三军团向滦州集结。 21日中午，郭松龄在军团的军官大部分到齐后，在滦州车站的一间大房子内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郭松龄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反奉宣言书”，接着让众人在上面签字。刘伟、范浦江、霁云等郭松龄的亲信当即站出来签字，其余军官尽管内心震惊，但在看到会场内外，都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卫兵后，也大都签了字。在大部分军官签完字后，郭松龄见还有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这四个师长及三十来个军官拒绝签字，一摆手，让卫兵上前将他们控制后押去隔壁房间看管。郭松龄见房间剩下的人，都是“支持”反奉的，便直言说：“我们这样做，在外人看来就是造反，如若失败，难免一死。” 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高声说：“军长若死，我也不会活。” 22日，郭松龄正式通电反奉，提出三点主张，一是，让奉军放弃关外全部地盘；二是，张作霖下野，惩处杨宇霆；三是，让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通电一出，张作霖大惊失色，他一度怀疑这是张学良在幕后策划的兵变，及至确认张学良未参与后，这才松了口气。当时，孙传芳已在东南吹响了反奉号角，相继占领了南京、蚌埠、徐州，控制了浙、闽、苏、皖、赣5省，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郭松龄的起兵，让本就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方寸大乱。就兵力而言，张作霖在东北各地的兵力尚有十几万，而郭松龄只有七万人。可若论战斗力，郭松龄却优势很大，他的这七万人，是奉军装备最好、兵员素质最高、建制最全的一个军团。张作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为张学良倾斜资源、极力打造的第三军团，到头来成为插向他的一支利剑 23日，郭松龄将部队番号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所部编为五个军，由刘震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分任军长，同时任命宋九龄为前敌总指挥，邹作华为总部参谋长兼炮兵指挥官。在率部开拨时，郭松龄本打算将关押的师长赵恩臻等三十多人处决，邹作华劝说：“若把他们都杀了，恐怕会影响军心。” 郭松龄想了想，反问：“大军就要去打山海关，总不能把他们都带上吧？” 邹作华说：“不如把人送到天津去，让李督办暂时派人看管，等事成之后，再看如何处理。” 郭松龄听后，觉得不无道理，便派人将这三十多个军官押送去了天津。这时，被孙传芳击败的奉军安徽督办姜登选，乘火车路过滦州。郭松龄得知后，派人去将姜登选诱捕后枪杀。姜登选在奉军中人缘不错，他的被杀引发震动，就连和郭松龄密约反奉的李景林，也认为此事做的不地道，派人索要姜登选的尸体以殓棺。见郭军向山海关逼近，张学良连写数封亲笔信托人交给郭松龄，试图让郭松龄罢兵，但均未得到回复。 11月27日，郭松龄提出谈和条件，其中一条是，让张作霖下野，张学良出国考察，由他主持东北军政，等经营的有起色后，再交给张学良。仅仅几天，郭松龄就由让张学良主持东北，变成了让其出国考察，所谓的“事后交还”，只是文字游戏罢了。至此，张学良放弃了劝郭松龄罢兵的想法，转而派飞机向郭军散发传单，称郭松龄是盗用他的名义起兵云云。 28日，郭军占领山海关，之后，又连战连捷，攻取了绥中、兴城，冲破了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就在奉军节节败退之时，郭军却后院失火了。原来，在郭军占领山海关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却向直隶挺进，和李景林的部队大打出手。张作霖见反奉“三角联盟”破裂，通知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派兵支援李景林，并给李景林汇去了五十万的军费。见张作霖对自己既往不咎，李景林也马上“输诚”，将存在天津将要运给郭松龄的七万套冬装扣下。李景林取消结盟，让郭军后方门洞大开，郭松龄不得不让魏益三率两万余人留守山海关一线，以防不测，这就犯了分兵的大忌。郭松龄指挥穿着单衣的五万多官兵继续前进，因要派兵控制新占据点，在到新民县巨流河时，仅剩四万余人，而当面摆开架势迎击的奉军，已不下六万。起兵之初，势头很猛的郭松龄，最终兵败巨流河。

1931年5月25日晚，兴安屯垦第3团团部大帐里，关玉衡团长仔细察看日本人中村震太郎及其随行3人所携带的物品，发现诸多间谍端倪。关玉衡于1898年出生在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1926年任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他勇敢机敏，临战果断，身经数战却从未负过伤，在军中享有“福将”之誉。 1928年前后，时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的关玉衡鉴于兴安岭科尔沁各旗土匪猖獗，于是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上书炮兵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既能安置编余部队，又可开发荒原，有益地方。不久便得到张学良批准成立兴安屯垦区，邹作华任屯垦军司令，关玉衡为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三团驻佘公府。在搜查中关玉衡发现，这些日本人携带的物品，有军用地图、透明作业纸、自绘的草图、测绘工具、罗盘、望远镜、枪支、文字报告等。关玉衡开始审讯面前这几位日本人。中村中等身材,一脸大胡子,穿灰色棉袄棉裤,外罩俄式皮夹克，脚蹬短筒皮靴。审讯中，中村蛮横暴躁，傲慢自大，除自称“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外，以不会汉语为由拒绝回答。另一个日本人井杉延太郎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他自己掌握，我不管。”但中村什么也不说，审讯没有结果。第二次审讯时，中村脾气更加暴躁，竟同旁边监护的东北军官兵拳脚交加，格斗起来。关玉衡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给我捆倒了打！” 中村一听，飞起一脚，同官兵扭成一团。关玉衡霍地站起来，抽出雪亮亮的战刀，中村这才住手。在笔录上画押时，又同官兵扭打起来。四周的官兵围上去一阵拳脚，并用枪托猛击中村头部，中村晕倒在地。关玉衡判断，这是日本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东北各军事要塞，刺探情报，预谋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鉴于中村虽确有无可抵赖的间谍罪行，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即使提出交涉也会让中村等逍遥法外，遂决定独断而行。关玉衡命令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午夜时分，中村等在后山僻静处被秘密处决，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北平的张学良外，一律焚毁。两个月后，日本人从一个同屯垦兵关系暖昧的女人口里得知中村被杀的线索后，两次派人化装从洮南出发，沿中村等预定的路线调查，寻找蛛丝蚂迹，在佘公府附近找到中村的一只手表。8月初，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正式提出抗议。8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表示：“关于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遇难的问题，我军预定最近开始同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 1931年8月，沈阳满城风雨，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盛京时报》、(朝日将（春东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报纸的矛头对准关玉衡。在沈阳，林九治郎缠住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放，一天三次抗议：“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臻被弄得焦头烂额，只得假意派宪兵司令陈兴率宪兵一团，浩浩荡荡地开赴兴安区缉拿凶手归案。关玉衡不惧死亡威胁，亲赴沈阳揭露“中村事件”的真相。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关玉衡化装进关，面谒张学良，张学良对其抚慰有加，并委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关玉衡赴上海参加了朱庆澜先生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并化名国尔家，寓意有国方有家。日军占领沈阳以后，立即下令通缉关玉衡及其家属。关玉衡的弟弟和妹夫遭日军杀害，母亲双目失明。关玉衡返回东北开鲁，化名郭化佳，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北平救国会将其编成辽北蒙边义勇军右路军，委任关玉衡为指挥。 1932年8月，关玉衡率领右路军在邻近抗日部队配合下一举攻下通辽城，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后撤出。接着，又率部攻入辽源城内，日军组织兵力反扑，日机也前来助战，为避免遭受更大的伤亡，关玉衡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是役，毙伤日寇340余名。日伪当局探知右路军首领便是处决中村大尉的关玉衡时，为之震惊。西安事变前，关玉衡去西安，被张学良委以横山县县长，同中国共产党人秘密接触，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他免职除名，后漂泊于西安、新疆等地。新中国建立后，关玉衡被推选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作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满族）代表团成员赴京参观，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65年病逝，享年68岁。致敬抗日志士关玉衡！

郭松龄反奉失败的原因: 一、郭松龄和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定下反奉联盟，结果一打出山海关，后面两人就自己干上了。但是郭松龄带的三军团不愧是奉军嫡系，一路摧古拉朽神挡杀神打到沈阳外郊。这个时候沈阳城内有很多骑墙派准备投郭松龄，但是郭松龄看不上，拒绝了。所以这些人只能和张作霖一起坚持到底。二、关键时刻日本人空军轰炸了郭松龄的军火库，导致他弹药告急，自此邹作华炮兵失去作用。打到对面炮弹不爆炸，因为出发前炮弹引信没带够，都在军火库被炸了。接着就是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长途奔袭打穿了郭军的防线。关键时刻奉天兵工厂工人都上巨流河前线开炮，打的郭军死伤惨重。外无援军，给养又断了，面对强敌郭松龄也控制不住军队，只能任由他们投降。三、郭松龄只有极少数亲信，张学良的部队绝大部分中上层军官都是张学良提拔，不管事只是表面上看去，实际上张学良牢牢握着他自己那支军队。郭松龄手下的军官们，大多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从内心深处不愿意跟张学良反目成仇，张学良呢？他自己也认为应当尽可能保全这批军官，所以同他们信件不断，其中内容大多是封官许愿、如能保持中立既往不咎等主题。张学良这样一种保证，和郭松龄急于破城、威胁身边将领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越发相信跟着郭松龄只会自讨苦吃，陷自己于不义的境地，所以除了魏益三等少数人外，都自动跟郭松龄保持距离。因此，郭松龄的反叛大军虽然到达奉天城下，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四、郭松龄反奉的行动，是冲动性行为，没啥详细的规划。本质上，是对第二次直奉战争战果分配的不满:张作霖把成果多分配给杨宇霆姜登选等日本陆士派干部。而郭松龄只能还在张学良手下当个副手，驻扎北平，没有拿到任何自己的地盘。所以经过冯一挑拨，他就上头跳反了。完全没有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原因。五、郭松龄这个人，自以为是进步者，实际上的手段和方式和他看不起的军阀们一个样，为将足矣，为帅难当大任，一直觉得被压着，不是自己的能力问题，而是士官派和老派的“欺负”。还妄想通过影响张学良改良东北现状，多少有些自不量力，奉军与东三省，与孙文的南方军与两广是两码事。#我要上热门#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在巨流河被奉军击败后，带着卫队出走。参谋长邹作华下令放下武器，给张学良打电话说：“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巨流河的河岸上，郭松龄的部队已经全线崩溃。奉军的追兵步步逼近，枪炮声依稀可闻。这场反奉之战，原本是郭松龄心怀理想的一次革命，但如今却变成了他生命的尽头。郭松龄的最后一战发生在巨流河旁，那是他的理想和现实最剧烈碰撞的地方。12月的东北大地早已被冰雪覆盖，寒风呼啸，士兵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奈。在奉军的围攻下，郭松龄的部队不堪重负，逐步被压制，几乎失去了抵抗能力。当日夜晚，郭松龄站在一座简陋的指挥所前，注视着四周的战场，心情沉重。他知道，此刻一切已经无力回天。他曾经指挥过无数次战役，也经历过许多次胜利，但这次是不同的。反奉之战不只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一场与自己信仰的斗争。 “参谋长，打电话吧。”郭松龄声音低沉，目光始终盯着远处闪烁的炮火。“告诉张学良，我们已经控制了局面。”话语虽冷静，但其中的无奈与绝望却无法掩饰。参谋长邹作华拿起了电话，脸上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这个电话不仅仅是向张学良汇报，而是郭松龄向命运妥协的标志。当电话接通时，邹作华对着话筒冷静地说道：“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这短短的一句话，是对战局的总结，也是对郭松龄命运的无声注脚。郭松龄的背叛并非偶然发生。作为张作霖最得力的军事助手之一，他曾经是奉军中的中流砥柱。 1920年代初，郭松龄在张学良的卫队中担任要职，训练部队、规划战略，赢得了奉系上下的高度评价。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更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改革家。郭松龄一心想要通过改革，使奉军成为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中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松龄对张作霖的政策和奉军的内部管理越来越失望。他看到了奉军高层的腐败与无能，尤其对杨宇霆等人的排挤感到愤慨。在一次次的政见冲突中，郭松龄逐渐萌生了离心之意。郭松龄反对军阀内战，尤其是张作霖频繁南下作战的策略。在他看来，东北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提升实力，抵御外侮，而非参与军阀之间的争斗。 1925年，当郭松龄被派往日本观摩军事演习时，他偶然得知了张作霖与日本秘密签订协议的消息。这让他深感失望，认为张作霖不仅出卖了国家利益，还进一步将东北推向了深渊。回国后，郭松龄的愤怒已到达顶点。他深感与张作霖的分歧再难调和，尤其当张作霖计划用日本提供的武器继续与冯玉祥作战时，郭松龄决定不再忍耐。他暗中与冯玉祥、李景林结盟，计划通过武力推翻张作霖，拥立张学良，并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 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全国，宣布讨伐张作霖，并提出三大诉求：停止内战、惩处主战派杨宇霆、以及让张学良接管东北的政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迅速引发了各方关注，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郭松龄率领7万大军，向沈阳发起进攻。最初，反奉军的攻势十分凌厉，奉军内部一度陷入混乱，张作霖甚至怀疑张学良是否在背后支持郭松龄的行动。张学良对郭松龄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曾经视其为恩师，因此张作霖不得不安排张学良亲自前往前线，试图与郭松龄谈判。然而，郭松龄的态度极为坚决，他拒绝与张学良见面，决心继续推进反奉行动。郭松龄的反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他拥有一定的兵力优势，但奉军很快在日本的支持下稳住了阵脚。日本早已将东北视为其战略利益的重要区域，张作霖与日本人的密切关系让奉军得到了强大的后盾支撑。在这一背景下，郭松龄的计划遭遇了重大挫折。他原本寄希望于冯玉祥的支援，但冯玉祥的国民军迟迟未能及时提供援助，而郭松龄内部的反奉军也因为后勤供应不足和士气低落而逐渐丧失战斗力。奉军抓住时机，逐步反击，郭松龄的部队开始全面溃败。 12月24日，郭松龄的部队在巨流河一带被奉军彻底击溃。他和妻子韩淑秀带着残余的卫队试图逃亡，但逃亡的道路注定充满了艰险。奉军追击之下，郭松龄被迫停下来，面对现实。次日，郭松龄与妻子在逃亡途中被捕，不久后即被奉军处决。#大学第一课# #历史#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奉系击败直系入关后，兵力膨胀到近四十万，但真正属于张作霖基本盘的部队不到二十万。在郭松龄举兵讨伐前夕，他控制的部队七万余人，这是奉军中兵力最多，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军团，整个奉系的重炮，近六成都在该军团。郭松龄虽是副军团长，但因张学良的信任和放手，实则掌握用人、训练、调动等大权。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在积攒力量后，突然吹起反奉号角，奉系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相继败走，张宗昌率部南下，却在徐州被孙传芳军打得大败。在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的国民军又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张作霖一面派人向孙传芳示好，一面让郭松龄率部和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联合，做好攻打国民军的准备。此时，郭松龄已暗中和冯玉祥、李景林订立了“反奉三角联盟”，因此拒绝执行命令。张作霖看出不对劲，召郭松龄到奉天见面，说有要事相商。郭松龄见势不妙，连夜乘火车返回滦州，并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军团各部向滦州集结。到滦州的第二天中午，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团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军官们进入会场后，发现郭松龄一身戎装杀气腾腾，四周都是持枪的卫兵。在人到齐后，郭松龄当着一百多军官的面，宣读了讨伐张作霖的电文稿，念完后让众人签字。尽管大部分人都签了字，但还是有三十多人在压力之下拒绝签字，他们是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及这四个师的部分军官，这些人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和郭松龄渊源较少。郭松龄问裴春生：“裴师长为何不签字？” 裴春生背着手说：“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 郭松龄脸上阴晴不定，过了一会说：“福棠（赵恩臻的号）、子钦（高维岳的号)、佐臣（齐恩铭的号）、振东（裴春生的号），你们几位要当忠臣，那我也就不强求了，暂时休息去吧。” 说完，郭松龄一挥手，卫兵将不愿签字的赵恩臻等三十多人解除武装后带出去关押，其中赵恩臻等四个师长，被关在一个小房子内。见留下的都是愿意“反奉”的，郭松龄心情显得好了很多，让亲信魏益三、刘伟、霁云等人牵头，讨论具体行动计划。会议正开着时，突然有人进来汇报，说姜登选乘坐的火车到了滦州车站。郭松龄和姜登选向来不和，当即让亲信带人去车站把姜登选扣留，和赵恩臻等四个师长关在一起。赵恩臻等人见到姜登选后大吃一惊，一边让座，一边问：“怎么督办也被关了？” 当晚，郭松龄派人将姜登选转押去了别处，四个师长面面相觑，替姜登选捏了把汗。郭松龄将所部改编为五个军，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分任军长，邹作华为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随后，郭松龄指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山海关。临出发，郭松龄命人将姜登选枪杀。赵恩臻等被关押的三十多个军官，带着影响军心，留下也是不妥，郭松龄打算将他们也杀掉。邹作华说：“他们虽不愿签字，但也没有其他过激的行为，不如送到天津李督办那里，让代为看管，等战事结束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郭松龄让亲信张副官，带着一队士兵，将赵恩臻等人解送去天津。路上，赵恩臻等人向张副官询问姜登选的下落。张副官说：“姜督办已被枪毙了，尸体就地掩埋在河套了。” 李景林并未为难赵恩臻等人，找了个大院子让他们住下。姜登选在奉系将领中，属于名声不错的，和李景林也有一定交情。李景林得知姜登选的死讯后，大为惊诧，去电郭松龄索要尸体。郭松龄和李景林是反奉的盟友，虽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随后，李景林派人将姜登选的尸体运到天津收殓。郭松龄的七万大军，官兵还都穿的单衣，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提前订购的七万套棉军衣已做好，正在天津等待装运。按照郭松龄的估计，等占领山海关、锦州后，天津的棉衣也就到了。张作霖这边，因兵力分散，短时间内难以集中，暂时能迎击郭军的，只有临时组建的张作相军团。张作相拼凑了五万余人，但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装备水平，都差郭军甚多。 11月28日，郭军占领山海关，在休整数日后，继续攻击前进。张作相难以抵挡，不断率部后撤，郭军很顺利的占领了绥中、兴城、锦州等要地。郭松龄在锦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奉天，将张作霖彻底解决。可就在这时，后方却出现问题了。原来，国民军大举向天津开进，并拦截了李景林派去接收热河的部队。张作霖见有机可乘，马上派人代表去见李景林，表示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李景林自知不是国民军的对手，便重新加入奉系，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合兵一处。 “反奉三角联盟”瓦解后，李景林扣下了郭军的七万套棉衣，并和郭军处于敌对状态。郭松龄见后方不稳，不得不让魏益处三带着二万余人留守山海关一线，这就犯了分兵之大忌。起兵之初势如破竹的郭松龄，最终兵败巨流河，和妻子韩淑秀被俘后遭枪杀。

1925年11月，奉系大将姜登选被郭松龄枪杀，张作霖震惊的说：“郭鬼子这是铁了心要反我，把事情做绝了啊。” 郭松龄和姜登选都是奉系的骨干将领，但却分属不同派系。在奉系大员中，姜登选、韩麟春、常荫槐等人属于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郭松龄则是“陆大派”的代表。 “陆大派”的军官，大都是张学良、郭松龄一手提拔的，相较于老资格的“士官”派，其成员大都资历较浅，属于奉系的新生力量。郭松龄能力不错，但凡事过于计较，又爱和人争锋相对，因此和“士官”的大部分骨干成员不和。姜登选作为张作霖的“五虎将”之一，有豪爽轻财，重义而轻利之名，但却和郭松龄很不对付。两人结下梁子，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奉军在山海关和直军决战时，主力是姜登选、韩麟春任正、副军长的第一军，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军长的第三军。为了便于指挥，张作霖下令组建一、三联军，以张学良、姜登选为主，韩麟春、郭松龄辅之。由于张学良将第三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在实际指挥中，是以姜登选、郭松龄为主的。姜登选的第一军，主攻的是山海关的侧面。在奉军的几个军中，以第三军的装备、兵员素质最好，负责主攻山海关正面。在直军的顽强防守下，第三军伤亡很大，进展却少，侧面压力较小的第一军，则顺利的攻占了好几个重要隘口。张作霖见第三军作战不利，下令前线更改部署。在军事会议上，姜登选和张学良商定，山海关正面变攻为守，从一、三联军中抽调八个主力团，奇袭山海关侧翼。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因为在第三军连日猛攻下，直军不断向正面增兵，侧翼防守渐弱。按照计划，第一军抽调三个团，第三军抽调五个团，统交给郭松龄指挥。当郭松龄带着五团人马到了侧翼时，带着三团人也赶到的韩麟春，以调侃的语气对郭松龄说：“你从正面打了这么久没有进展，这次可算能立下大功了。” 郭松龄被这番话刺激到，愤怒的说：“第一军的便宜，我郭某人不占。” 说完，郭松龄拂袖而去，带来的五团人也随即撤走。张学良得知后，骑马一直跑了近三十里，这才追上了郭松龄，好说歹说之下，郭松龄这才重返前线指挥作战。尽管郭松龄在之后的作战中，大败奉军，但姜登选很是不满，认为郭松龄在危急关头，仅因个人的情绪就险些败坏全盘作战计划，功难抵过，必须严惩。由于张学良的力保，姜登选无法处理郭松龄，便写了一封密信，让韩麟春带着交给张作霖，信中大意是，郭松龄不顾大局，擅自撤走部队，险些造成全线崩溃，这样难以驾驭的将领，需要提防。在姜登选和郭松龄之间，张作霖明显更为信任前者，但郭松龄一直被张作霖当成张学良的副手培养，因此张作霖去电安抚了姜登选几句后，此事不了了之。姜登选满腹牢骚，又在张学良面前大骂郭松龄。据韩麟春回忆，张学良将姜登选所言，原原本本告知了郭松龄，郭松龄本就不是个心胸广阔之人，这下算是记在了心中。奉系在击败直系后，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都纳入囊中，由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杨宇霆担任军务督办。本来，以郭松龄的战功，是可以获取一省地盘的，按照张作霖最初的打算，是让姜登选去江苏、郭松龄去安徽。不料，杨宇霆突然冒出来，向张作霖讨要地盘。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对这个智囊的请求，张作霖很痛快的答应了，派他去江苏上任。这么一调整，本该去江苏的姜登选，改派去了安徽，到头来郭松龄一无所得。奉军南下的主力是张宗昌的部队，在张宗昌率部去山东后，奉军在江苏仅剩二个不满编的师，安徽更是只有一个师。在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吹起反奉号角后，安徽、江苏、福建、江西地方军阀群起响应，姜登选、杨宇霆丢失了全部地盘和大部军队，仓惶北逃。郭松龄在奉系丢失江苏、安徽后，气愤的去找张学良说：“杨宇霆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不容易到手的苏、皖之地，个把月就丢掉了，还损失了三个师。” 奉军虽在江南战败，但兵力依旧很雄厚，有四十万之众，不过这些部队超过一半都是入关后收编的各类武装，李景林、张宗昌等人在大肆扩军后，俨然已自成势力。张作霖所依赖的，还是二十万“老奉军”，其中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司令的第三方面军（原第三军扩编），是实力最强的一支，拥有七万多兵员，装备的火炮、轻重机枪数量，居各路奉军之首。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讨伐张作霖，大部分军官在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及三十多个不愿签字的军官，被郭松龄下令扣押。本来，郭松龄打算将这三十多个军官枪杀，在参谋长邹作华的苦劝下，将他们送去了天津李景林处。 22日，姜登选乘坐的去奉天的火车在经过滦州车站停靠时，被郭松龄派人扣押，几天后遭枪杀。郭松龄在率部出关时，还专门给张作霖发了个电报，威胁说：“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奉军将领一片哗然，纷纷说：“郭鬼子连姜登选都杀，我们落到他手里，也不会有命的。”（图片：姜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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